作为中国通信行业20年勃兴历程的见证者和参与者，诺基亚西门子通信公司大中国区董事长何庆源自称是一个“老兵”。他早在1982年便加入老牌固定电话设备商北电网络，并于1988年选择回国工作，成为最早参与到中国通信行业的“海归”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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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在移动通信方兴未艾之时，他加盟摩托罗拉，先后负责在中国的销售和合资企业策划，亲历了摩托罗拉在中国的巅峰时期。1998年，何庆源再次加入北电网络，领导大中国区无线业务，任至高级副总裁兼COO。2001年10月，何庆源加入移动通信行业的后起之秀诺基亚，并于2004年4月出任诺基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总裁。2006年，随着诺基亚与西门子联合宣布两家公司将合并电信设备部门，成立诺基亚西门子通信公司，何庆源出任该公司大中国区董事长，并继续留任诺基亚（中国）董事。
20年间，辗转于数家顶级通信设备商的何庆源见证了中国电信市场的潮起潮落和此消彼长，亲历了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浪潮中，老牌电信设备商的起伏，一家造纸企业蜕变为移动通信霸主的历程，以及一穷二白的本土厂商如何迅猛崛起。在中国迎来改革开放三十年之际，这位有着爽朗笑声和坦诚观点的通信行业“老兵”向《商务周刊》回顾和梳理了中国通信市场爆发式的发展路径和格局演变。
《商务周刊》：您是1980年代的“海归”了，那个时候选择回国来工作的人几乎都是受了改革开放的感召和吸引，您当时回国发展事业的背景原因是什么？
何庆源：我是1988年在北电网络时回国来工作的，到今年刚好20年。我记得1986年前后，中国刚要上固网的程控交换机，当时国内的资金也不是很充足，所以中国希望和别的国家合作，获得一些贷款来上程控交换机项目。中国派了不少代表团去和国外大通信企业谈，包括法国阿尔卡特、北电等等。
但那时候北美也才刚开始上数字程控交换机。北电错失了这个很好的机会，它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美国市场，认为中国不可能这么快上程控。到1987年北电才反应过来中国真的要上程控交换机，但那时候中国已经和NEC在天津、和阿尔卡特在上海、和西门子在北京有合作了。我们落后了。
1988年，北电希望从香港派人过来大陆做业务，但当时北电香港办公室的管理层移民走了，所以最后是从加拿大总部直接找了一些华人过来，我就是其中的一个。那时候很多人奇怪，我在加拿大做得好好的为什么要回国工作，事实上当时我是看到这是一个机会，觉得中国经济的发展潜力很大。
我是1988年10月份第一次来北京的，当时北电在北京饭店租了几个房间当办公室，做程控交换项目。当时国内通信还比较落后，在北京饭店打10个长途电话到香港，有一个打通就不错了，我们每天要花很多时间在拨电话上。出差去云南、陕西、郑州，一下飞机就要先找返程机票，要不然等你办完事再找机票可能至少要等两天时间。
到1989年“六四”期间局势比较复杂，跟我一起回国的3个人中有两个离开了，我还是决定留下来，因为觉得经过10年的增长，改革开放的大趋势应该不会变。
《商务周刊》：您在北电是搞固网的，1992年又加盟摩托罗拉去做移动通信了，这期间您看到的中国固网市场和移动通信市场的演变是怎样的？
何庆源：在北电时，程控交换机市场发展如我们所预期的那样很是蓬勃，它又属于政府管制的行业，我们把政府关系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做了几年之后就积累了很好的资源。我的很多同事当时还不相信本土厂商能给我们带来竞争，但到1990年代末，华为、中兴已经给国外公司在固网上带来沉重的压力。那时候国外厂商的大部分生产都不在中国，只是在中国做组装，也没有做什么本地化的采购，更没有把研发放在中国，所以在成本上无法与华为、中兴竞争。我记得很清楚，1988年我们卖一线设备是200—220美元，到1990年代末期已经降到16—20美金一线。所以中国市场的特质是，一旦国内厂商进来，成本和价格就下降的特别快，而国外公司大部分是上市公司，对利润率有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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