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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了爸爸的话，女儿也没有什么话好说，只能不断地叮嘱爸爸，一定要多注意身体，她和妈妈还有弟弟等着爸爸早日回来。
带着家人的嘱托，蓝先生再一次搭上了飞往贵州的航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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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一个叫佩琦的服装店，出现在贵州繁华的中华路上，小店不大，但装修的却很有特色。店里一件件做工考究的衣服，都是蓝先生亲自从台湾背来的。看着这些服装，蓝先生的内心似乎平静了不少，他觉得贵州不仅人多，而且这里的人也非常喜欢新奇的事物，这么漂亮的衣服，销路一定不错，然而，让他意想不到的是，他那些漂亮的衣服却始终无人问津。
事实上，蓝先生早期的考虑并没有错，房租和员工工资是要省一些，但他恰恰忽略了一点：1996年的贵州，人均消费水平还比较低，一件衣服的标价超过300元人民币，就基本上无人问津了。怎么办？打折、促销，各种方法蓝先生都用尽了，还是解决不了问题。
忙活了半天，蓝先生并没有赚到钱，为了减少开支，他把自己在贵州租的房子退掉，搬到一间不足五平方米的地下室里住。地下室阴暗潮湿，他常常感到关节疼痛。极度困苦的生活，让蓝先生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体重从58公斤减到50公斤。
那时候，蓝先生在贵州没有亲人，没有朋友，孤身一人，生意上的不顺根本无处诉说，想给家里打个电话，却又不知该如何说起。可就在这时，台湾的家里也出现了大问题，本来就性格内向的太太，因为蓝先生长期出门在外，性格更加忧郁，隔三差五就会吃大量的安眠药，这让远在千里之外的蓝先生十分牵挂。“没办法，我太太经常给我打电话说，她又吃了安眠药，怎么办我也回不去，只好打电话给我女儿。”
刚开始，女儿佩琦还努力安抚母亲，可时间一长，坚强的女儿也受不了了，蓝先生在大陆经营的服装店生意并不好，根本无法寄钱回家，因此，每月的房贷和家中的日常开支共计18万元新台币，都是由女儿佩琦承担。经济上的巨大压力，再加上母亲的抑郁情绪，使得原本开朗的女儿渐渐变得沉默。突然有一天，女儿爆发了。
蓝佩琦回忆：“我记得我把窗户全都关上，因为我自己知道我哭的很大很大声，然后就是很吼，跟我爸爸吼着说，你赶快回来，你不要在那边，因为我家里不能没有你，我们少了你，我们没有这个重心，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你赶快回来，我们很需要你。然后我爸爸那一头就讲说，乖小孩。他就讲说，乖小孩，赶快回家，不要在外面，赶快回家去，不要哭了，赶快回去。”
一边是惨淡的服装店生意，一边是家人的召唤，怎么办？就这样回去，蓝先生不甘心，可他又能怎么办呢？蓝先生咬了咬牙，心想再坚持一段时间，事情一定会有转机的。
由于服装店的生意不好，蓝先生已经把它关闭了。无处可去的蓝先生整天在贵州街头闲逛。可是，有一天，他在街上遇到了一位名叫杨新的朋友。寒暄之后，朋友的一番话引发了蓝先生的兴趣。
朋友杨新所指的大楼就是位于贵州第二闹市区的光华路，是一个已经废弃的家电商场，共三层平均售价在6000元人民币左右，而与大楼仅有一条马路之隔的国贸商场，每平米的售价都超过一万元人民币，同样地段，差价却这么大，这下蓝先生的心又活了。
实事上，蓝先生在来大陆之前，做股票已经亏得倾家荡产了，手里根本没有现金，也没有可以用来向银行作抵押的任何房产，然而，买下一个大楼需要1000万人民币，这么大的一笔钱，跟谁借也借不出来，怎么办？就这样放弃，蓝先生有些不甘心，只要买下这栋大楼，就是什么都不做，等上一年半载，相信房产的价格也能翻一番。万般无奈之下，蓝先生想到了父亲给他留下的那块祖产。变卖祖产毕竟是一件困难的决定，不到万不得已，谁会这么干呢？全家人都认为蓝先生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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